作者：
，财政部原部长。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，近年来散文创作收获颇丰，在《中国财经报》副刊发表数十篇散文，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。
据说，一个人的饮食爱好，定型于五岁前后，一辈子改不了的。我从小爱吃面，几十年吃过的面不少。山西刀削面、牛肉拉面、陕西臊子面、广东伊面、上海烂糊面……各具特色，都很好吃，但最让我念念不忘的还是家乡的阳春面。
吴江是个县级市，属下有个小镇叫庙港，去年并入七都镇。庙港濒临太湖，以前，这里的水很好，水里的鱼儿，湖底的卵石，看得清清楚楚。虽说现在水质属于二级，但也大不如前了。庙港和浙北名镇南浔离得很近，地处江浙边界，称为吴越人家。庙港是我的故乡，镇上至今还有项家弄。在周围鳞次栉比的洋房中间，有一幢历尽沧桑的百年老屋，那就是我的老家。
发小的发小
吴江是个人文荟萃的地方。20世纪初，不少年轻人外出。有的到上海、苏州，成了企业家、工程师；有的进城读书，出国留学，成了专家、学者，最知名的有费孝通、杨嘉墀等；也有到海外经商的，成了大商人，几十年后他们的子女又回到家乡投资，成了外商。
我认识一位庙港出生的商人，叫孙福林，比我小几岁。他父亲远走，生意做得很好。子继父业，孙福林现在是九龙科技集团和苏州九龙医院的董事长。我们小时候并没有一起读书、玩耍，但同是庙港人，可以勉强算发小。庙港镇上有个很小的面馆，一爿鸡毛小店。老板叫谭水龙，是孙福林的发小。这么算起来，谭老板算是我发小的发小。
家乡的面条好吃
镇上，面馆门前总是竖着口大锅。锅底是腔骨，锅沿永远有两只母鸡插在里面，露着四条鸡腿，好像在说，这里的面汤是货真价实的母鸡汤。阳春面好吃，汤好是重要原因。宽汤窄面，加上几片青蒜叶子，其味无穷。我吃面每每都要把汤都喝光，来个底朝天才。谭水龙家的阳春面就很好吃，几年前只要两元钱一碗，最贵的羊肉面也只收五元，现在可能涨价了。
四年前，有五位部长和两位将军带着夫人到苏州参加一个活动，住在开发区的新苏国际大酒店。早上吃美式早餐，还有精美的苏州点心，总觉得不对口味。我对部长们说：“水龙面馆的羊肉面比美式早餐味道更对胃口，要不要试试？”大家都兴致勃勃。
我提前跟水龙打了招呼。第二天，他带了头天夜里刚焖好的羊肉和新做的熏鱼，早早赶到了新苏国际。水龙说，苏州水不如太湖水好吃，还专门用木桶装了一大桶太湖水。那天的面条果然一炮打响，部长们赞不绝口。
题字成了“活”广告
一次，孙福林来，跟我说起家乡的面。他经常一大早从松陵镇赶到庙港去吃羊肉面，尤其是红烧羊肉面，吃完以后和镇上的老兄弟吹牛皮。他说谭水龙做的面条那么好吃，可连个像样的招牌都没有，于是让我给写个店名。我想了想，就答应了。店名是“水龙面馆”，还附了小跋：“庙港，小地方。它濒临太湖南端，景色宜人，风光秀丽，工业不发达，污染甚小。上海人点名要饮这里的太湖水，由此可见一斑。用这里的太湖水煮面特别好吃。以湖羊肉，或熏鱼，或大肉，或排骨，或鳝丝做浇头，其味无穷。从来庙港吃碗羊肉面，值得！”写好后，在右上角盖“万里和风”的闲章。粗心大意，闲章盖倒了，只好又盖一个。一个朝上，一个朝下。左下角署名前加了“人”三个字，用了“吴江邨人”的闲章，意思是，我只不过是个农民而已，不敢摆架子。
我自称“人”是有来由的。1986年年底或1987年春天，我回过一次庙港。那时我任财政部副部长，穿一件的卡中山装。吴江的年轻人窃窃私语，叫我“阿乡”，意思是土里土气，像个人。在我们家乡，叫人很普遍。我在镇上读书，吴江城里人叫我们人。吴江城里人到苏州，苏州人又叫他们人。苏州人到上海，一样被上海人称为人。1950年我到上海读中学，上海同学背后都叫我人。这样称呼，并无恶意。那时，我们家里来了老家亲戚，也习惯把他们叫做“爷叔”。
我当了半辈子人，觉得挺好。老了，刻个闲章，偶尔也用一下。孙福林把这幅字带回庙港，给了水龙。水龙高兴得很，怕弄脏了,特地找了一块农用薄膜包起来，用摁钉钉在店堂里。
有人对他说，“水龙啊，你真糊涂。项部长给你写店名，帮你做了大广告了，你连个镜框都舍不得配。”水龙想想有道理，把字裱好，配了个很漂亮的镜框，高高挂在店堂上。
消息传开后，有人专门来看这幅字，顺便吃碗面。有人还照了相，写到了书里，倒真起到了广告的作用。后来，水龙又请人把这幅字刻到木板上。字被刻到木板上，这在我还是平生第一回，挺高兴的。
最近回庙港，看到这块木板和财神爷的佛龛挂在一起了。当地有人说，别的店只请到一位财神，水龙面馆请了两位，怪不得生意那么好！其实，我只不过管过几天钱，称我财神爷愧不敢当。水龙面馆真正的财神爷，是他们家的手艺。
难忘故乡情
今年一月，我因公到苏州，抽空回了一趟庙港，约了孙福林，本不想惊动当地和领导。镇长知道了，要请我吃船菜。我说，还是去水龙那里吃面吧。
在去面馆的上，镇长介绍说，这里的特产香青菜在大城市成了热门货。同样的菜种，到别的地方种出来成了普通青菜，没有那股清香味。我问是什么原因，他说：“说起来也怪，这一带的泥土叫小分土，又叫夜潮泥。太阳底下硬得铁板一样，一到夜里泛出潮气，非常柔软，养分特别多。下雨天，不积水。天旱了，地下不缺水。下多大的雨，没有泥浆，不粘鞋。可以穿皮鞋下菜地，进桑园。不信，下次落雨天，我陪您去走走。”
到了面馆，我们一行七人，点了一个红烧羊肉，一盘酱鸭，一个炒鳝丝，一个炒肉丝，一人一碗阳春面，也就一百多块钱，吃得满意极了。水龙告诉我，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用100斤面粉，可以出300多碗面。跟几年前相比，面的品种没变，只是增加了炒菜。房子加了一层，店面没有扩大，还是四张八仙桌。随行的司机说，水龙家的酱鸭做得好，远近闻名，附近一些宾馆都从他家进货。
付了钱，我们告辞。水龙给每人备了一只酱鸭，对我特殊照顾，还装了一塑料袋的青熏豆和胡萝卜干，让我过春节时招待客人。这份故乡情，浓浓的，让我。
堂号
我写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倡起堂号的意思。我只想告诉大家，让我们都来珍惜时间，多学一点知识，不要浪费了大好时光。
虽是早春时节，清晨已无料峭的寒意。从玉渊潭走一圈回来，会微微出点细汗。回到家里，一抬头看到启功先生为我写的堂号“三余堂”，突然间有些感触。
从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，未来对我来说已是一生中剩余的时光；年已古稀，留下的已是剩余的精力；面对退下来以后的新生活，我还能鼓起多少余勇？哦，我的家真成了“三余堂”了。
中国的堂号
家族的堂号在解放以后一度被认为是封建，逐渐消失，已很少被人提及了。实际上从来也没有明令过。在文化人的圈子里，解放初期和以后依然流行，有时与斋名同用，只是很少有人宣传。历史上不仅名门望族、显赫门第、达官贵人有本家的堂号，一般耕读人家、商贾士人也是有堂号的。在我们老家，普通的平头百姓家里有时也有堂号。习惯上，亲朋故友之间称呼往往加上堂号，如“三余堂”项家，可以与别的项姓家族区别开来。堂号成了家族门户的代称，成了家族文化的组成部分。
细想起来，从前起堂号大致有三类：一是彰扬祖先的功业；二是显示家族亲的特色；三是训诫子出要求和期望。第一类最著名的有唐代郭子仪，他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屡立战功，被封为“汾阳王”，其后代很多以“汾阳堂”为堂号。大诗人屈原曾当过楚国的三闾大夫，屈原的后代遂以“三闾堂”为堂号。第二类中有一个堂号叫“九牧堂”，这是因为唐代泉州人林披有九个儿子，都当过刺史，俗称刺史为州牧，家里九个兄弟都当到司局长，当然是很光彩的事，门第显赫，名噪一时，林家后人就以“九牧堂”为堂号。这类堂号的家族要有本钱才敢取这样的堂号。当代有的夫妇俩都当到副委员长、有的夫妻俩都当到副部长、一家兄弟几个都是副部长的也不乏其人。由于他们都是员，特别谦虚，从不张扬。如果像唐代九牧堂林家一样，也是可以取出光耀祖的堂号的。第三类比较普遍，像“承志堂”、“务本堂”、“孝思堂”、“重德堂”、“世耕堂”、“笃信堂”、“百忍堂”、“克勤堂”……我童年生活过的吴江市震泽镇上就有“忠恕堂”、“师俭堂”、“尚志堂”、“余庆堂”、“敬德堂”，等等。我家的“三余堂”大概也属于这个类型。
文化人的斋名堂号往往富有深意，回味无穷。如王国维的“观堂”、鲁迅的“俟堂”、郭沫若的“鼎堂”、孙犁的“耕堂”、冯其庸的“宽堂”、李可染的“耕牛堂”等。这是因为他们或是学问渊博，或是，或是情操优雅，或是生性质朴，一般普通老百姓是比不来的。
有一个堂号的故事倒是可以讲一讲，这个堂号叫“四知堂”。东汉时东莱太守杨震经昌邑，一天晚上昌邑县令王密求见，并送来“十金”。王密对杨震说：“三更半夜无人知晓”。杨震严肃地说：“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，怎么说没人知道呢？”王密羞愧而退。杨震是个廉吏，后来屡屡被提拔重用。他的后人为了纪念他的一身正气，清正廉洁，起名“四知堂”。这个堂号意在教育子孙，不可受贿。这个故事今天听来仍有教育意义。
我家的堂号
我家的堂号叫“三余堂”。以前我自以为是，想当然地认为祖父是丝行的伙计，父亲是丝厂的技术员，这样出身的家族无非期望祖有余德、人有余财、家有余粮而已，只求丰衣足食，吉庆有余罢了。不求甚解，历来是我的毛病。有一次，我的侄子问我，“三余堂”是什么意思？我一时真答不上来。大概在五年前的一天，在沈鹏先生家里，沈先生送我一本他的诗词选“三余吟草”。
我请教他时，他拿着“三余吟草”翻到卷末的“余话”说：“这有个典故，三国时有个董遇，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，‘读书百遍其义自见’，他希望他的学生多读书。学生回答他说，‘苦无时日’。董遇说，‘当以三余’，又解释，‘冬者，岁之余。夜者，日之余。阴雨者，时之余也’。在当时，冬、夜、阴雨都是剩余的辰光，只要珍惜，好好利用，不就有时间了吗？”沈先生说，这是“三余”的一个出典，提倡珍惜光阴，不要浪费时间。沈先生又说，他曾看过齐白石先生的一幅画，画了鱼。白石老人的题字是“画者工之余，诗者睡之余，寿者劫之余。此白石之三余也”。我听了以后顿感“三余”两字真是含义丰富。沈先生说，在白石老人的题跋后面，退翁先生续写了“我亦有三余。游者居之余，艺术道之余，利物济人力之余。”沈先生说，对“三余”两字各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见解，见仁见智。
沈先生博闻强记，知识渊博，诗词歌赋，工于吟咏，字还写得特别好。这位中国书法家协会，在书法上已登峰造极，是名扬海外的大家。他写字是利用编辑之余，也就是业余的意思。利用编辑之余达到这么高的境界，真让人。沈先生说，他有一方闲章只刻了一个“余”字，时常提醒自己要格外珍惜时间。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，并时常以此自励。
前些天，沈先生听说我在写这篇小文章，专门他的女肖丽去查《汉语大词典》，并将有关“三余”的注释摘录给我。所摘资料中除董遇的典故外，还有晋陶潜《感士不遇赋》中提到的：“余尝以三余之日，讲习之暇，读其文”；宋苏轼《携白酒鲈鱼过詹使君》诗：“醉饱高眠真事业，此生有味在三余”；明顾大典《青衫记·元白揣摩》：“男儿事业在三余，学就须乘驷马车”；当代柳亚子《书赠张镜潭》诗：“最是津南人物美，三冬图史伴三余”。沈先生当时正在开全国政协会，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，让我体味到了沈先生乐于助人的温暖。想不到3月18日他又嘱人将晚报刊登的黄乔生先生写的一篇书评，介绍周树人、周作人、周建人三兄弟的传记电传给我，并附书说：“文章中说鲁迅先生进的私塾寿镜吾先生家的‘三味书屋’，原来也叫‘三余书屋’。看来，用‘三余’作为堂号的并不少见。”我又想起姑姑生前曾给我讲过的一件趣事。1932年，她出嫁时，婆家姓邱，书香门第。邱家的堂号也叫“三余堂”。所以，迎娶时两家的灯笼上都加了姓，娘家是“三余堂项”，婆家是“三余堂邱”，一时传为佳话。大约四年前，我自己写了一幅字，除“三余堂”三个字外，把董遇的典故也写了进去。
我写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倡起堂号的意思。以前大户人家的堂号都写成匾，挂在厅堂正中，有的挂在祠堂里。现在，我们都住在单元房里面，居室狭小，是没有地方挂的。我只想告诉大家，让我们都来珍惜时间，多学一点知识，不要浪费了大好时光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
